這首長詩雖然寫於2004年，但仍然是今日“西藏的秘密”。
——獻給獄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
1、
細細想一想，他們與我有何關係？
班旦加措[1]，整整被關押了三十三年；
阿旺桑珍[2]，從十二歲開始坐牢；
還有剛剛釋放的平措尼珍[3]；
還有仍舊囚禁在某個監獄的洛桑丹增[4]。
我並不認得，真的，我連他們的照片也未見過。
只在網上看到一個老喇嘛的跟前，
手銬，腳鐐和匕首，幾種性能不同的電棒。
他那凹陷的臉，溝壑似的皺紋，
卻還依稀可見年輕時的俊朗。
再美也不屬於世俗，因為自幼出家，
外表的美需要向佛陀的精神轉化。
十月的北京郊外，秋風蕭瑟如換了人間。
我讀著在拉薩下載的傳記，
看見雪域的眾生被外來的鐵蹄踩成齏粉。
班旦加措在低語：“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中國人在我的國家裡所設的監獄中度過。”[5]
但還有一種聲音，從中可以“辨認出寬恕的話語”[6]。
戴面具的魔鬼不定期地原形畢露，
連古老的神祗也敵它不過，
反倒是一個個肉體凡胎憑添許多勇氣。
誰若把深夜裡的祈求變成陽光下的呼喊，
誰若把高牆下的呻吟變成傳向四方的歌聲，
那就逮捕！加刑！無期徒刑！死緩！槍斃！
我素來噤聲，因為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來就在解放軍的號聲中成長，
適合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紅旗下的蛋，卻突然被擊破。
人到中年，遲來的憤怒幾欲衝出喉嚨。
紛飛的淚水只為比我年輕卻蒙難的同胞難以止住。
2、
但我認識兩個正在獄中的重犯，
都是活佛，都是東部的康巴人。
晉美丹增[7]，阿安扎西[8]；或者邦日，丹增德勒；
這分別是他們的俗名和法名。
就像某個遺忘的密碼得以啟動，
並不遙遠的記憶推開在刻意回避時關緊的大門。
是的。最早在拉薩的郵局。他請求我寫一封電報。
他笑吟吟地說：“我不知道中國人的字怎麼寫。”
他應該是我眾多朋友中的第一個活佛，
一次藏曆新年，我們走進帕廓街的一家照相館，
在花裡胡哨的布景前親切地合影。
我還把他帶到朱哲琴的MTV[9]中，表演優美的手印。
一個戴眼鏡的衛藏女子成為他的伴侶。
他倆辦了一所孤兒院，五十個孩子都是流落街頭的小乞丐。
我也認領了一個，但有限的憐憫很快因突發的意外而中止。
他倆為何被捕，我一無所知，據說與某個早晨，
在布達拉宮廣場升起的雪山獅子旗[10]有關。
但我得承認，我並不想了解太多，也從未有過探監的念頭。
是的。幾年前的雅礱江邊，他凝望著在洪水中翻滾的蘋果：
“看，報應來了。”他的痛楚讓慕名而來的我不知所措。
他當然著名。在這個紛紛變節和沉默的年代，
走遍鄉村傳揚佛法的他，直面政府批評時弊的他，
是那麼多農民、牧人和他撫養的孤兒心中的“大喇嘛”，
更是官員們的眼中釘和肉中刺，不拔除不足為快。
一次次精心設計的圈套，終於在“911”之後把他套牢。
堂而皇之的罪行，要借“反恐怖”的名義殺一儆百。
據說私藏炸藥和淫穢錄像的他，策劃了五起甚至七起爆炸案，
但我記得，身陷囹圄的半年前，他難過地說：
“我的媽媽病死了，我要為她閉關，修法一年。”
一個立下重誓的佛教徒，怎會與殺生奪命的爆炸案有牽連？
3、
我還認識一位喇嘛，他教給我皈依和觀想的經文。
但那天在色拉寺，他的學生對我哭訴，
正在修法的他，突然被警車帶往有名的古扎看守所，
理由是他涉嫌這個或者那個企圖顛覆政權的案件。
我和幾個僧人趕去看望，路上塵土滾滾，不像今天鋪上了柏油。
酷日下，見到的只是持槍的士兵冷若冰霜的臉。
如同突然被抓，他又被突然釋放，結論是證據不足。
在劫後餘生的感慨中，他送給我一串奇異的念珠，
是用牢裡的饅頭、窗外開得黃燦燦的鮮花和親人送來的白糖捏成的。
每一顆都有密密的指紋；每一顆都彷彿留著體溫，
誦念的佛經，九十多個屈辱中的日子。
一百零八顆念珠啊，堅實得像一粒粒頑強的石頭。
還見過一個阿尼[11]，她的年紀才是我的一半。
當她沿著帕廓，邊走邊喊，那藏人皆知的口號，
就被衝上來的便衣蒙住嘴巴的夏天，
我正為二十八歲的生日挑選美麗的衣裳。
而我十四歲時，一心想在來年考入成都的高中。
我寫的作文，有一篇獻給正跟越南人打仗的解放軍。
七年後，被逐出寺院的她替一位好心的商人打工。
她個子矮小，強烈的陽光下戴一頂難看的毛線帽。
“換一頂布帽子吧。”我打算送給她。
但她不肯。“我頭疼，帶毛線帽要好受得多。”
“為什麼？”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的頭在監獄裡被他們打壞了。”
至於點頭之交的洛丹，有著令人羨慕的職業和前途，
卻在一次通宵狂飲之後，獨自搭車去了甘丹寺。
據說他在山頂拋灑隆達[12]時，喊了幾聲那致命的口號，
駐守在寺院中的警察立即將他抓獲。
黨的書記批示“酒後吐真言”，
一年後，拉薩街頭又多了一個被關過的無業遊民。
4、
寫到這，我不願把這首詩變成控訴，
但被囚禁的人，為什麼，穿袈裟的比不穿袈裟的更多？
這顯然有悖常識，誰不知道暴力與非暴力的界線？
果然是羅剎女的骨肉，寧肯把苦難交給自己的喇嘛和阿尼。
讓他們挨打，將牢底坐穿，甚至赴死。
擔當吧，喇嘛和阿尼，請你們為我們擔當！
無從知道，那難捱的分分秒秒，那難忍的日日夜夜，
怎樣地折磨著一個人的肉體和精神？
說到肉體，我不禁暗自發抖，
我最怕的就是痛，一個耳光都會把我打垮。
羞愧中，我替他們數著彷彿沒有盡頭的刑期。
西藏的良心啊，不止一顆，在現實中的地獄持久地跳動。
而在那轉經路上的甜茶館，無關痛癢的小道消息滿座飛；
而在那轉經路上的茶園，快樂的退休幹部把麻將打到天黑；
而在那轉經路上的小酒館，腆著肚皮的公務員每晚喝得大醉；
唉，讓我們快樂地消極下去吧，總比當一名“昂覺”要好得多。
所謂“昂覺”，就是“耳朵”，就是那些看不見的告密者。
多麼形象的外號！多麼幽默的拉薩人！
背叛與出賣，在窺探和竊竊私語中悄悄地進行。
幹得越多，越能夠得到豐厚的賞賜，足以變成一個大人物。
一次走在街上，奇怪地，我一下子緊緊蒙住自己的耳朵，
擔心它稍有疏忽，就落入別人的掌心；
擔心它也變成“昂覺”，伸向各個角落，越來越尖，
就像童話中那個小孩的鼻子，一說謊就變長。
究竟有多少可疑的“耳朵”就在身邊？
又有多少不是“耳朵”的“耳朵”卻被錯怪？
如此奇異的人間景像，比糖衣和炮彈更容易摧毀一切。
想到這些，我憂傷地、不情願地發現：
還有一個西藏，就藏在我們生活的西藏的另一面，
這讓我再也不能寫下一首抒情的詩！
5、
但我依然緘默，這是我早已習慣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個，因為我很害怕。
憑什麼呢？有誰說得清楚？
其實人人都這樣，我理解。
有人說：“藏人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13]
但我想說，真正的恐懼早已融入空氣之中。
就像提起過去和今天，他突然的啜泣令我驚駭。
絳紅色的袈裟蒙住他的臉，我卻忍不住大笑，
為的是掩飾猛然被揪疼的心。
周圍的人們向我投來責備的眼光，
只有從袈裟中抬頭的他，當我們雙目交織，
微微的顫慄，讓彼此覺察到恐懼的份量。
一個新華社的記者，一個藏北牧人的後代，
在中秋之夜噴著滿口的酒氣，用黨的喉舌呵斥我：
“你以為你是誰？你以為你的揭露就會改變這一切嗎？
你知不知道我們才在改變一切？你搗什麼亂？”
我的確犯規了嗎？我想反駁，卻從他的嘴臉看出走狗的凶相。
而更多的人，更為嚴重的搗亂，是不是足以被清除出局？
我彷彿聽見她們用誦經的嗓子輕柔地唱道：
“芬芳的荷花，在太陽的照射下枯萎了；
西藏的雪山，在太陽的高溫下燒焦了；
但是永恆希望之石，保護我們這群誓死追求獨立的青年。”[14]
不，不，我並不是非要將政治的陰影帶進詩中，
我僅僅在想，那囚牢裡，才十多歲的阿尼為何不畏懼？
那麼書寫吧，只是為了牢記，這可憐巴巴的道德優越感，
我當然不配，只能轉化為一個人偶爾流露的隱私。
遠離家鄉，身陷永遠陌生的外族人當中，
懷著輕微的尷尬，安全地、低聲地說：
細細想來，他們與我怎會沒有關係？！
而我只能用這首詩，表達我微薄的敬意，疏遠的關懷。
2004-10-21 初稿，北京
2004-11-10 修改，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