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西藏邮报2010年7月30日达兰萨拉报导』洛桑桑盖博士是是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学研究部门的博士后研究员；在大吉岭的藏人难民中心上高中，在印度德里大学获得荣誉文学士(BA)、法学士(LLB)。 1992年，任西藏青年会中央执行委员(CENTREX)。1996年在哈佛完成法学硕士学位，并于 2004年荣获哈佛的博士学位，不仅是600万藏人中的第一人，也是喜马拉雅地区，包括不丹，尼泊尔和蒙古的第一人。花了6年在达兰萨拉从事研究工作，以论述1959年至2004年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和历史的博士论文，获得Yong K. Kim的杰出论文奖。他也以藏文撰写了一本关于人权的书籍。赴世界各地讲学谈论西藏，并发表数篇期刊论文和几本书籍；在2006年，他被总部在纽约的全球组织亚洲学会(Asia Society)评选为亚洲二十四位年轻领袖之一。洛桑桑盖博士，被视为2011年噶伦赤巴(西藏总理)大选最具潜力的候选人。
以下是美国犹他州大学学生仁坚专访洛桑桑盖博士全 文：
1．您被视为是下届噶伦赤巴最具潜 力的人选。您感觉如何？
我很感激地被提名是具格的噶伦赤巴候选人；在此，谨向各位藏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励，表达我衷心的感谢。无论赢输，将尽我所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继续为我们的神圣事业努力奋斗下去。最终，西藏的民主和选举过程，能够透过公众参与而成为唯一的赢家，我将尽其所能的发挥我的角色功能。
事实上，在难民安置地养成的普通藏人，以及毕业于西藏中央学校(CTS)，均被视为是可以培养出潜在的噶伦赤巴的地方。在我看来，这证明了我们的社会在过去50年来辉煌的进步。这也证明了新一代藏人，对于达赖喇嘛尊者的高瞻远瞩和不懈努力，推动我们社会的改革和民主的做法，深具信心。西藏宪章规定，任何年龄达到35岁以上的藏人，都有资格和机会进入西藏流亡政府服务。
2．您是噶伦赤巴最具潜力的候选 人，这也带来了良好的效益。许多藏人渴望了解您过去15年在美国的情况。
因为取得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的关系，所以我在1995年时来到美国，并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在我完成硕士学位后，哈佛大学提供奖学金，让我得以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
2004年，完成我的博士学位。之后，我写信给达兰萨拉教育部说明我的情况，我的学术著作，包括与中国学者合作多轨外交互动，寻求他们的指导。 2005年6月17日，教育部响应了我在大学里的学术研究工作，应该等同于服务于西藏社会，从而免除我应该要对西藏有所回馈的服务合同。富布赖特 (Fulbright)计划通过我的学术研究和多轨道外交的工作，并强烈支持我留在哈佛。2007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授予我签证豁免权。我被委任为哈佛法学院研究员，并于2008年晋升为研究工作者。我仍然保有印度居留证(IC)，方便旅行之用，包括回印度时使用。
过去15年致力在学术方面，并未如同大部份我在哈佛的同学们，担任律师追求个人的私利，我坚持继续为帮助西藏和西藏人民而努力。和世界上许多精英学习很多互动的课程，包含中国、国际政治、民主宪政、领导力、解决冲突、人权、西方哲学；而任何情况下，这些学习都是对于增进西藏福祉，有密切的关联性。我每天都尝试做一些对西藏有利的事，并定期在世界各地旅行，提高大众对西藏问题的认识。
3．至目前为止，谁最能够激励您的 人生？
想起了在2004年我毕业之后，我的好朋友，已故登达先生，他是纽约西藏办事处的代表，帮忙故乡网提问我一个类似的问题(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7093&t=1)。有三件事情，是我深表感激的；达赖喇嘛尊者，我的父母，虽然他们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读大学会比读高中花上更多的时间，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当我没有多大时，在尊者领导下的西藏政府保护我，并供给我许多机会。就专业和个人而言，现在能够以自己的双脚坚定地挺立，更应该承诺在尽我所能，加强和延续长辈们所奠定下来的坚实基础，为西藏政府和我们的运动努力不懈。
4．网站和目前的博客都在讨论，您 和丹增朗杰(Tenzin Namgyal Tethong)先生，是2011年嘎厦大选的两位主要候选人。您的看法？
能够跟丹增朗杰(Tenzin Namgyal Tethong)先生相提并论，对我来说，非常光荣；丹增先生，是我的旧识，我也很敬重他。许多网站、博客、年轻人和网民的聊天室都在讨着这件事，但我相 信它仍然言之过早，况且多数藏民能够上网的有限。
我一再强调2006年噶伦赤巴大选，而选民回报了惨淡的投票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合格选民并没有站出来投票---比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公民投票率更低，而这两国的选民，是真正近距离的面临死亡的威胁和恐吓。(http://www.phayul.com /news/article.aspx?id=26694)2011年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我听到一些藏人不同的声音，努力诉求着改变低投票率的状况，那么就要拭目以待了。我希望我们在这次大选里能够有更多的选民站出来投票；不管您要选谁当总理和议员，我呼吁所有合资格的西藏选民，可以在2010年8月18日最后期限日登记和查验您的投票资格，请尽速与您当地的西藏协会联系。
5．有些人一直强调，要有在达兰萨 拉工作的经验，才是担任噶伦赤巴的最重要条件。您的想法？
如同任何国家的选举一样，即将临近的噶伦赤巴大选， 将成为维持现状和改变之间的大事。想要维现状的人们显然发挥了他们该明的经验，但那些渴望改变的人们，一定会主张要一名具有新视野和想法的候选人。
最近，印度赞成维持现状，并重新让辛格总理当选。同样的，在1988年，美国人民支持维持现状，所以选出了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担任美国的总统。但最近在英国的大选，选出了43岁的戴维卡梅伦和42岁的尼克克莱格，胜过经验老道的布朗和他的工党。同样的，在1992年、2000年和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虽然缺乏经验，但却在华盛顿改写了历史，主张改革者取得胜利。 1992年，比尔．柯林顿击败现任总统老布什；2000年，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击败在华盛顿特区经验丰富高尔；更遑论 2008年，令一位年轻的参议员(46岁欧巴马)都感到惊讶，他赢了经验老道的主要挑战者(希拉里)和他的最终对手(麦凯恩)。
因此，尽管经验值是重要的，但绝非是致胜的关键。因为，每在一个关键点上，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会，每个人都想要重新选个总统或总理。最后，之于任何一个新政府而言，噶伦赤巴的成功将取决于团队的工作。只要您能够结合前辈的、年轻的专业人士，妇女和受过教育的人经验和智慧，尊重西藏的传统和文化，噶厦的成功一定在望。
就我的经验来看：即使我没有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朝九晚五的规律工作，我知道政府是相当不错的团队。我常常受到政府、议会、西藏青年会、妇女组织或其它团体的邀请，提供讲座和工作坊，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去完成。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很多地方，待上数星期，甚至数个月的时间，我和西藏各阶层领导都热烈的互动关系，如受尊崇的西藏内阁，议会，各局部和非政府组织的主管们等。担任大多数领导阶层的咨询顾问，我有信心可以完成这些工作。
我公平的理解达兰萨拉的政治生态，因为我曾花了6年的时间，为我的博士论文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为「谁是谁」采访西藏社会各个阶层，从已故的昆德林(Kundeling Kungo)、衮噶塔拉(Kungo Tara)、桑都仁钦到现任的噶伦赤巴颡东仁波切，更不用提内阁、议会，公务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撰写59年至04年西藏政府与民主创立与发展，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掌握达兰萨拉的内部运作。
是的，行政的经验固然重要，但管理本质是依据法律。经研究西藏宪法和宪章，并与印度、美国和其它宪法比较，我对我20年法律背景经历能够派上用场，感到非常有信心。许多世界领导人都是律师，这并不是巧合。欧巴马总统和希拉里柯林顿也都是律师。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即将在2012年接任中共国家主席和总理，他们二位都具有法律背景。台湾总统马英九，也是一名律师。
最重要的是，我非常了解自己，我拥有能够理解藏人的同理心。我很熟悉安置点(藏人安置点)的情况。我知道安置点再一次面临欠收或是在温暖的天气里销售冬天的毛衣的感觉。我在安置点长成，陪同我的父母到处去销售羊毛衫，并在不同的西藏学校吃藏式馒头(Tingmo)和印度扁豆(Dal)餐。由于这些经历，我会认为这是能够回到达兰萨拉的一个契机，并为尊者服务。
6．您认为什么是未来的噶伦赤巴最 主要的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噶伦赤巴是一个领导者或管理者。如果噶伦赤巴单纯是一个管理者，对于双边机构和个人经验，都是必要的。然而，尊者自己也强调，由于我们的民主进展，噶伦赤巴应承担更多的政治领导责任。组织研究确定了领导核心的素质，必须具备视野/规划、沟通及激励人心的能力；领导和执行的勇气，配合经验与其它的技能等。
至于噶伦赤巴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那么首要的责任，就是解决中国占领的问题，减轻我们勇敢的西藏同胞所面临的严苛挑战。其次，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提高西藏政府的位置，这一直都是相当薄弱的一环。第三，嘎厦要维持和加强我们位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同时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第四，嘎厦必须监测中国每日的变化，制定长期和短期的战略计划和政策，同时应对中国政府及其人民。最后，噶伦赤巴必须认识境内外藏人的愿望和忧虑，确保流亡在亚洲和西方藏人的福祉。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的青年积极与西藏政府互动，并参与西藏运动。
因此，如果噶伦赤巴是一个应负起这些责任的领导者， 那么过去 20年里，我的生活给予我在这五项重点责任上丰富的经验。我与数百名顶尖中国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外交官和领导人互动的经验，带给我宏观这个世界实际政治面貌。深入与来自西藏的学者和学生交流，丰富了我对他们愿望，他们目前的现况和复杂趋势的了解。不用说，在印度安置点成长的经验，赋予了我个人的亲和力。
7．数个援藏团体和人士提出使用中 国的法律制度，处理西藏境内藏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律学者，请教您，如果您当选下一任噶伦赤巴，会把这个议题端上台面吗？
我有15年的经验，在直接与中国学者互动、辩论方 面。我知道不少有关中国政治，一些法律，以及中国的心态。透过多轨外交，我在哈佛举办多次前所未有的大型会议，聚集了数百名西藏和中国学者共同互动交流。
我同意西藏支持者所主张的策略之一，就是进行彻底审查中国现行法律，并利用它们减轻境内藏人所面临的挑战。正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他那具有前瞻性的著作「无权者的力量」一书中所提及的，当一个国家亏待人民，就是以法律当作一种借口。因此，被压迫者的力量，也就是利用同样的法律来寻求补救；这才是双赢的局面，因为要证明中国不遵守自己的法律；如果他们不执行他们制定的法律，或者是他们根本不执行，那么我们便可得到我们的权利。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英雄人物，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圣雄甘地和尼赫鲁，他们都是以自己律师的身份，运用法律的压迫，为他们的人民争取权利。我觉得自己多年的研究中国政治，中国的法律和监督中国法律，是我们的运动可以好好利用之处。
8．宗教在您的生命中扮演了何种角 色？
宗教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已故的父亲在西藏是一位僧人，但逃离西藏，后来定居在印度。每天，他持咒念诵，并在我孩提时代，把这么重要的宗教典范都传授给我。我的母亲，与我生活在一起，每天持咒念诵，并作着108次的大礼拜，尽管她的膝盖和背都出了问题，日复一日还是如此。我的妻子在一天结束前都要念诵简短的祈请文。去年8月，我参加尊者三次传法法会；特别期待参加今年9月，尊者在达兰萨拉即将到来的佛法教授。尽我所能，履行我已故父亲临别的赠言，当离开这个世界时，只能带着宗教。显然的是，这些教导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可以为我的已故父亲、亲人，西藏同胞和众生祝祷。常言道，「以佛法滋润和灌溉我们的社会」。
9．您最近访问了印度各安置点。您 已拜访了哪些地方，还打算去哪儿呢？
很多事情在更清楚后，我才来到美国；我访问了许多不 同地方的安置点，包括喜马偕尔邦、北安查尔邦、迈恩巴德、拜拉库比、亨苏尔、戈莱加尔，明显的是走访许多位在尼泊尔和东北边的定居点，那是因为我来自这个 地区。
今年6月，一些组织邀请我加入一个名为「西藏运动宣 言：十种权力」工作坊。我真诚地感谢所有协助安排我访问安置点、寺院和学校的邀请；访问安置点，总是震撼人心的难得的经验，我觉得待到安置点，就像是回到 家一样。
这一次我的印度之行，再次带我前往亨苏尔 (Hunsur)，戈莱加尔(Kollegal)，拜拉库比(Byllakupe)和达兰萨拉。但是，却是我第一次造访孟果(Mundgod)。我也到访南印所有的主要寺院，以及多间学校。这和我以往的旅行大大不同，我已访问近百分之六十的安置点，以及四大教派宁玛、噶举、萨迦、格鲁和传统苯教的重要寺院，还走访了西藏儿童村和西藏中央学校在各地的许多学校。我希望在10月3日噶伦赤巴初选前，能够访问百分之75的安置点。
除了在印度的安置点和学校外，我也见过居住在北美、 欧洲和澳大利亚，数以千计的藏人同胞。我的学者身份，让我能够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聚会，同样的也遇到了许多来自西藏的学者，并且与之互动交流。
我坚信巩固和激励公众参与民主是加强民主进程的唯一途径。我很幸运的，能够拥有伟大的荣耀和绝佳的机会成为这个高层位阶的候选人，所以我有义务尽我最大、也是最好的努力来圆满这个过程。我到藏人安置点会见那里的人们，不论是寺院的僧侣、学生和青年，积极地了解他们的愿望、面对挑战的焦虑或是乐观的想法。我坚信一位好的领导者是愿意和民众互动，并且能够理解百姓的心。因此，我呼吁每一位有潜力的候选人，与应该去旅行，和您的西藏同胞见见面，而这种经验只会帮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噶伦赤巴。
我在瑞士、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出席了辩论会，并且还有 即将到来，在加州旧金山的辩论会。尽我所能提升我们对于民主的认知，当然在这些过程中我有幸的学习了不少事物，我希望大家能够起而效之。
10：您支持噶伦赤巴这个职位吗？
我会发出一个简短的新闻声明，简单的解释为什么我会参选噶伦赤巴。这是我的另一个该要努力的部分，加强我们的民主进程，依循正常民主程序参与选举。因此，在下次的选举中，如同任一民主国家的选举一样，候选人依循自己欢喜的方式，积极的参与选举。一旦候选人积极参与选举流程，选民也会积极参与和给予回馈。如果产生上述的情况，这将是我对西藏社会，对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运动的小小贡献。
恳请大家在 8月15日之前，登记参与议会(Chitue)和噶伦赤巴(Kalon Tripa)大选的投票资格。希望所有的候选人都是最好的人选，和我所有的西藏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创更美好的明天。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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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西藏邮报驻台北记者黄凯莉中文 编译
